但是，这不是我们从政治价值上否定儒家的有效理据。

宪法规定的平等并非否定个体的自由，因此第二章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详细规定了各种基本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的权利。他明确指出这是沿袭了洛克的二元民主立宪理论。

即便是人民主权的最高行使者，在解释宪法或监督下位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含义之时，也不能仅仅凭借其最高性就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而必须结合宪法文意给出可普遍化的理由。三、公共理性在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具体展开 公共理性的发扬对于中国宪法实施具有关键的意义，那么它究竟如何具体展开与体现的。其中宪法保障制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宪法规定的专门监督机关的各种活动（宪法监督）。更准确的说，正是由于这种实施主体的二元与价值体系的多元，才使得以反思、宽容、论证为核心要素的公共理性之发挥有了平台，如果是一个单一的实施主体以意志实现整体的意图，那么公共理性也就无从发挥。代表也可以来信检举，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单位也可以检举，由常委会交专门委员会区研究。

在国家治理上，现行宪法体现的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并行论模式（parallelism）[4]。由于ration的运用不具备公共性，只有reason的公共运用，才能获得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一个政治社群最基本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共识，也就是一种建立在各种善观念之上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杨利敏：我没有说没有，你能找到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提供给我这样一个答案。

如果说你的这一判断是以改革为背景或者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什么是改革？所以，这个分类可能还需要斟酌。一种是陈端洪的根本法的模式，侧重于对中国宪法中根本法的结构予以维护和理性的转化，当然根本法的概念有非常丰富的宪法思想史的支撑，但是陈老师的直接的概念的来源或者理论的启发是施米特关于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的区分，包括他的五大根本法在学术上的证立也主要依赖于这样的分类范畴。总之我认为对于政治宪法学的这样一种共享的学术思路来讲，转型阶段的时间意识、政治路径的制度取向以及普通法治的司法理性设定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宪法学者共享的理论命题，而在此共享的前提之下，内部价值的分歧与路径分野本身是深化与发展这一共识的必要性所致，是在这种共识之下展开的分别的探索。在高全喜老师那里，政治宪法学主要处理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治问题，很明显，飞龙对于政治宪法学只讨论国家建构时期的问题，只讨论非常时期的非常政治问题表示不满意、不满足，他有更大的学术野心。

我想简单地讲一下刚才提到的戴雪的问题。就我个人感觉，法学也好，政治学也好，都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学习，包括贵派的某位主将，在他的房间，法学的书应该是更多一点，政治学的书多吗？我印象中不是很多。

我的划分还有林老师的这样一种划分其实都给政治宪法学以非常明确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上的支撑。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北航沙龙。主持人：最后的东西讲得比较简略，在我的教条主义的视角当中看了跟我们很像，只是他的八个原则等等跟我们肯定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完全有时间展开，也许在评论和对话中还有机会。因为现代世界的分殊结构是靠个人基本权利支撑起来的，现在国家对合法强制的垄断是靠保护个人权利支撑起来的。

用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宪法背后的实际政治结构。首先，文章谈到《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法发生了持续的转向，是在政治哲学背景下的转向，那么《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一个政治哲学的产物吗？这部法难道不是规范运作本身的产物吗？其次，文章说美国行政法在20世纪下半页经历了民主回归，意思是说之前的民主程度还有差距，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宪法解释等制度也存在民主的问题？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解释学并不排斥民主，虽然在它们的框架下，宪法的运作主要是释宪机关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但是释宪机关本身并不是超出民主而成立，它是民主的产物。这样我们的政治宪法学就具有了一个制度论体系。这里面有很多分辨我就不具体解释了。

田飞龙：刚才黄卉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感觉到我无法区分两种学术成长的模式，一种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种就是踩在前人的尸骨上。第一部分就是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政治宪法学。

我的政治学知识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以及我感兴趣的其他作者的专论类型的书。刚才我说韩老师先研究制宪权，不是想证明什么，我只是说你里面说的宪法解释学只能局限于规则解释学，不能扩展到原则解释是不对的，韩老师关于制宪权的研究就不支持你这个结论。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政治宪法学至少说是摸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与主流进路所具有的系统化的方法论结构相比，政治宪法学还处于方法论上的某种探索期，夹杂使用着历史学、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乃至于宪法解释学等各种方法，类似于启蒙时期总体上的哲学方法。与有着雄厚比较宪法基础和研究力量支撑的主流进路相比，国内政治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内部之理论资源与理论方向存在较大差异，为这一进路所必需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制度解释、实证分析、方法统筹等一系列基本环节还没有上规模，故相关的学术对话、学术批评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主流学者觉得自己胜了，政治宪法学者觉得前者根本没有听懂他们的具体论述，只流于一种浅度接触的状态。陈老师那篇论文之后，高全喜老师很快做出了学术回应，即《政治宪法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并且以后的发展脉络就演变成学界包括高全喜老师自身关于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认知不断出现分歧与张力的过程，以致于近期高全喜老师在多个场合反复声明政治宪法学的左右之分。这又涉及到政治宪政主义的适用性的分析，政治宪政主义对于成型宪政国家和转型宪政国家都是有价值的：对于成熟宪政国家，比如美国，政治宪法学起到一种补充和矫正的作用。在飞龙的论文里面，他非常明确把讨论的政治宪法学定位为以共和主义为基础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将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定位为自由主义，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政治宪法学、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之间的分歧就变成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无论飞龙在共和主义之前加上多少个的修饰语，保守啊、自由啊，或者其他的修饰语，这都改变不了，也不论他对于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进行多么保守的解释，都不能改变实际上他今天所做的努力是把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分歧变成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政治宪法学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结和反思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无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飞龙关于中国宪法学研究流派的分类的方法以及分类的结论，很多宪法学人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中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以及自己可能所属的流派，包括林来梵教授实际上也掉入了你这个泥潭里面，不得不明确界定自己所属的流派和类别，这是第二点，飞龙具有超出常人的提炼和总结的能力。我们这个是非常深的，政治宪法学可以说有八根或者三根支柱，但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在探索有没有可能有三根或者四根，排一排，怎么能够确定下来？形成共识才能确定下来。

那么规范宪法学对理性政治的呼唤应该是更加明确的，我觉得它跟宪法解释学一样，也面对着焦虑，一方面肯定是反对语义宪法，但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宪法不能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要让价值进入到规范，但是让价值进入规范的这个规范到底怎么定位，价值如何进入规范，在价值进入规范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价值的客观性，这个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宪法解释学，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解释？人是一个解释的动物，人会对自己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务进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政治宪法学还是规范宪法学毫无疑问都纳入了一种宪法解释的框架，我们都在解释中国的宪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所解释的对象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如果是同一个对象的话，所有的宪法学都是宪法解释学，如果不是同一个对象的话，那我们今天解释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虽然表面上在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交锋，而实际上这种交锋可能没有在一个层面上发生。

田老师：政治宪法学是阳谋，它明确的表达了出来。今天是由我们北航高研院的田飞龙老师来给我们做第一场政治宪法学系列的沙龙，其实也可以叫新政治宪法学，因为我觉得旧政治宪法学已经告一段落，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来源、方法和内容方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饱满的时期，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

这种压挤和窘迫使得从1978年格里菲思教授的那篇《论政治宪法》的经典论文以来，英国的政治或者宪法学界关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二元论述及其对峙越来越强烈，这种强烈程度直接关涉到关于英国的宪政转型到底向何处去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与这样的宏观理论评介相呼应的是青年宪法学者翟小波博士的反宪法司法化研究，其学术批评也主要在青年学者之间展开（如赵娟、牟效波以及我本人在内）。我的立场肯定是前者，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如果政治宪法理论还有意义的话，如果我们的宪法学者还秉持着一种保守之美德，在秩序下求一种改良的话，我们就要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摒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诱惑，或者说非常宪法的政治宪法理论只能作为背景的知识，予我们以理解的便利，而不能成为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学术建构的内核。而阿克曼处于两者之间，阿克曼既不承认自己是施米特，肯定也不承认自己是凯尔森，阿克曼的时间我认为是转型时间，或者说改革时间，是宪法大的框架已经确定，但是宪法所宣扬的理想原则并没有在制度上予以一一落实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实际上是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打破我们关于制宪权或宪法时刻的宪法学神话：仿佛制宪权一次动用就完结了，之后国家就建立了一个由司法守护的规范时间，而把中间的转型时间给丧失掉了。

尹好鹏：你如何通过政治路径来解决这两个张力？ 田飞龙：所以我不得不对我的博士论文做一个理论价值的定位，你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相信：第一，它不是宪法学科能够完全承载的，或者说也不是你的教义学能够承载的。年轻一代的宪法学家，还有林来梵老师等，他们有海外留学的学术背景。

我觉得他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意气，随多有疏漏，但不失为表达主流学界方法论观点的一个大致框架。三种时间有一些基本的特性：三者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经验。

目前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些在自说自话。首先，我觉得将政治宪法学与他硕士阶段的关于新行政法的讨论放在一起，颇具有杀伤力，但这种杀伤力主要是针对政治宪法学本身，而不是针对规范宪法学或者是宪法解释学的。

后来由陈端洪、高全喜添加了更加复杂的思想和制度质料，使得这场对话不限于英国与美国或者说主流宪政的对话，而扩展为宽泛意义上的欧美内部的两种宪政话语的对话。田飞龙：问题的点太多，可能会挑战我的惯常的总结能力。接下来是陈老师离开后，高全喜老师的全国巡讲。当然早期的这种拉锯非常短暂，主要是在2007年发生的，也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响动。

第三点在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角色的认知当中也不是绝对排斥司法理性，而是对司法理性有一个理性认知，基本认为司法应基于宪法体制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在普通法治的层面强化专业能力的建设和共同体的培育，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的长期经验积累，获得政治与社会的认可，获取这样一种经验积累起来的权威，而不适宜在目前阶段想象化地承担宪法司法化这样沉重的转型任务，过早地卷入中国的宪法政治阶段。稍晚于施米特，国内法学界对美国政治宪法学者阿克曼的核心论著的译介尽管在翻译学术质量上大大逊色，但却在观念意义上有效补充了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思想资源与理论性根据。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可能要得罪很多飞龙所界定的规范宪法学派的学者），中国宪法学应该寻求自己的独立性。另外也回答了刚才于文豪提出的问题，什么叫决策意义上的，什么叫选举意义上的，我们认为选举不具有决策功能，选举是选人，我的决策是对事意义上的参与和影响，一种结合到自己利益的具体的、日常化的政治行为。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的学术差异和价值张力，但通过这两三年来的对话实践来看，主流学界对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保持着一种大体宽容的学术心态，在坚持并巩固自身学术立场的同时，能够适度参与并思考政治宪法学讨论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这是中国宪法学术多元化和自由竞争伦理初步形成的表现。第二，公民也是最消极的，公民要在非国家领域充分自由，而国家在公共领域要保持消极。